明嘉靖初，布政司参政秦伟买西门内僧寺创办凤山书院。数十年间，境内人才倍增，商业日趋遂废。以后60余年中，教育久衰不振，人才远不及前。明代270余年中，见于典籍的进士、举人及各类贡生尚不足200人。

    清雍正间，知县司马灏文于城内文昌宫创立繁穰书院，教育又趋复兴。乾隆间，凤山书院迁址重建，得到地方绅商资助。以后百年间，凤山书院在培养人才方面可与县学相抗衡。晚清，书院生徒将近百人，地方兴贤育才无不仰赖书院。清代260余年中，进士、举人及各类贡生多达709人。清代教育之盛远超明代，人才之众即其一例。

    本县私塾自明代成化间始见记载。延至清代乾隆间，私塾大兴，居民子弟入私塾就读者年有增加。城乡义学之设，又为贫寒子弟入学创造了条件。郭里村民白长庚创办义学，并发给生徒纸笔，一时入义学就读的多达百人。城内武国清、李满庄（今里美庄）郭崇谅、北副井苗鸣凤、胡家庄赵良敬等人都是热心教诲村民子弟、不计修金而闻名一时的塾师。由于教育之兴，人才辈出，进一步促进了境内商业之繁荣。典籍记载：“居民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商贾之迹几遍行省，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官宦，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大量商业人才，繁荣了境内经济，促进了与外地的广泛交流。

    清末，西学传入县内，教育面貌为之一新。光绪十九年（1893），基督教会首在里满庄创办妇女学校。光绪二十八年（1902），凤山书院率先改组为官立学堂。光绪三十八年（1904），贝露女校成立。光绪三十三年（1907），山西私立铭贤学堂设于境内，并于次年增设中学班。宣统元年（1909），贝露女校附设幼稚园。民国二年（1913），县城创办师范传习所，为更新师资和教学内容奠定了基础。到民国六年（1917），城乡私塾已有39所先后改组为国民学校，在校学生千余人；高等小学校2所，学生89人。国民学校和高等小学教员共190人。民国九年（1920）起，县内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同时，发展了一批国民女子学校。十数年间，高初小发展到178所，其中，女子小学校35所，高初两级小学5所，居民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开始改变。较开明的富裕之家率先送女子入学读书，以后相袭成风。民国二十年（1931），初级小学发展到226所，在校学生6544人；高小和高初两级小学10所，高小学生1900人；高初小教员增至335人。高初小在校学生占到全县总人口115224人的7.3%。是时，全县已形成从幼稚园、初级小学、高级小学到中学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师范、商业为重点的专业教育也开始出现。教员中大学、中学毕业生的比例逐年增加，年龄结构、知识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小学校课程更新，教学内容日趋丰富。全县用于教育的开支，民国初年每年只有12000余元，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增至1103159元，增长8.6倍。居民中受高等教育的从无到有，七七事变前已有将近50人从全国各高等学校先后毕业。这些都是民国以来教育革新的重大成就。知事安恭已效法先人重教之规，并力倡教育革新。铭贤校长孔祥熙、一高校长史勃如、五高校长武耀奎（字星五，后改名光大）、商校校长郭宝书以及胡万凝、高九鸿、程步云、靳介清等教育名流都为境内教育之振兴做出了贡献。民国以来，在基督教会兴办学校的影响下，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之快，入学人数之多省内罕见。这是本县教育史上的一大特色。

    七七事变以后，铭贤南迁，中学教育中断。日军入侵县城后，广大平川地区先后沦陷。小学校改称新民小学，教育内容严重扭曲。数年，学校数量大减，私塾日渐复兴，失学儿童骤增。民国三十年（1941），沦陷区只有新民小学96所，完小5所，在校学生不足七七事变前的一半。县城之外，尽管日伪政府强制使用奴化教材，而多数学校仍使用《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传统启蒙教本。这种名为新民学校实系私塾的特殊教育形式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教育界有志之士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

    与日伪政府同时并存的抗日县政府，采取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并举的方针，积极在根据地内推行义务教育。先后于岳家庄、白壁（今归榆社）、香林村设立高小或完小，并大力发展全日制初级小学。同时，因地制宜地举办巡回小学和一揽子学校，创办冬学、民校及干部家属学校。学龄儿童入学率高于沦陷区，教学内容也有更新。学生学文化之外，加学政治时事，并参加生产劳动。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根据地共有初级小学28所，完小1所，冬学74所，干部家属学校1所。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62%。青壮年学文化的有2175人。小学教员、义务教员达到百余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的8年中，在日军扫荡频繁，烧杀抢掠十分残酷，环境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教育界有识之士为抗日救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民教科副科长兼白壁高小校长郝晋瑞、副校长唐仁均、香林小学校长李志清，教员李茂林、石玉明、马浒谆，义务教员王爱兰、李春荣、郝景鸿、许维富、李发长、李来友等先后参加晋冀鲁豫边区及太行区文模大会，受到抗日政府的表彰、嘉奖。

    日军投降后，县城及广大平川地区为阎锡山军队占领。当时，阎政权辖区内只有28所小学，在校学生2000余人。民国三十四年（1945）秋，县城增设初级中学1所，中断8年之久的中学教育始得恢复。不久，当局实行“兵农合一”、“三自传训”薪水不能按时发放，中小学教员生活无法维持。许多教员，特别是农村教员终日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因“通共”嫌疑而遭受迫害者比比皆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2月，有30余名教员被当局以“伪装”罪名关押。有的投井自杀，有的于狱中染病死亡。

    日军入侵县城以后8年中，境内幼儿教育中断，专业教育先后停办，初小高小举废无常，人才远不及前。十余年中，全县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10余人，而全县10余万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即占80%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力倡学校为工农子女开门，并采取措施，补救战争造成的损失。1949年，城乡小学迅速发展到128所。其中，高小1所，完小6所。都会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1所，军队兴办的中学1所，省办中等专业学校1所，山西大学理学院也暂设铭贤故址。城乡在校中、小学生共有10072人。数年内，人民政府为加快小学教育之发展，广泛吸收在乡知识分子从事教育工作，教师队伍初步得到补充。教育经费，继续执行解放区内实行过的不米制，年支小米20万石左右。三年恢复时期以后，到1953的，境内有省、专单位办的专业学校3所，县办普通中学1所，小学172所。其中，完小12所，学校附设幼儿班2个。入学幼儿将近百人，在校小学生17052人，中学生2676人。中小学校学生占全县总人口125333人的15.7%。同时兴起的成人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参加冬学、民校、职工业余学校、干部文化实习学校学习的农民有28000余人，职工3000余人，干部400人。全县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城乡普遍展开，各阶层群众中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学文化热潮。到1957年，全县已有40000余名青壮年文盲脱盲。农民业余高小班发展到100多个，学员5000多人；业余初中班50个，学员将近2000人；参加扫盲班学习的尚有5000余人。

    1957年，教育界开展“反右派”斗争，一批教育工作者蒙受不白之冤。接着，工农业大跃进之风兴起，教育也出现了大跃进的势头。1958年几个月内就办起了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10余所。太谷中学改称“综合大学”，有的中专升格为“学院”。综合大学包括工、农、医卫及师范共4个学院，太谷中学为校本部，只设中学部，东南街小学属综合大学小学部。同时，在中等以上学校开展“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又有部分师生蒙冤。师生教读的积极性普遍受到影响，教育界出现“万马齐暗”的沉闷局面。教学质量明显下降，太谷中学在全区位处下游。之后，幸有“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全县贯彻实施之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经费支出增长到544908元（不含省专院校），占全县财政总支出的19.9%。阳邑中学中考升学率超过30%，太谷中学高考升学率保持在50%以上。仅仅几年时间，全县贯彻“八字方针”已见明显成效。不久，各级各类教育均被“文化大革命”所破坏。先是一批教师和校领导被当作黑帮、走资派批判、斗争，许多人身心备受摧残。接着，学校停课，造反派串连，两派对立导致武斗发生，师生皆有丧命者。大中学校教学设备损失严重，校内校外一度处于“红色恐怖”之中。教学秩序悉被破坏，“读书无用论”泛滥成灾。1968年前后，小学普遍实行五年一贯制，并建立了一批七年制学校。城乡中小学由工宣队或贫下中农代表管理，教师处于被改造地位。一批有教学经验的教师不被重用，执教者无从发挥主导作用。阶级斗争成为学校的主课，有的学校以生产劳动取代文化教学，并实行“家教轮换”制度，教学秩序陷于混乱。一批补入教师队伍中的民办教师，由于文化低，业务生，许多学校几乎无教学质量可言。居民中的复盲现象及新的文盲不断产生，全县各级各类教育面临严重危机！1971年前后，人民公社普遍办起了高中，大村大队办起了七年制、九年制学校，但学生的文化层次已不能用高中、初中等第衡量。高中学生中写不通请假条的不乏其人。居民中出现“家有3个高中生，写信还得求旁人”之谣。“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了境内各级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毁坏了许许多多文物、文献资料，贻误了一代优秀人才。更重要的是严重地创伤了人们的心灵，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978年以后,全县教育有了转机。县教育行政有计划地对中小学进行治理整顿，采取多种改革措施恢复教育事业。数年以后，中小学布局日渐合理，师资队伍得到补充和提高。政府为一批受迫害的教师平反了冤假错案，解脱了他们的精神桎梏。蒙受不白之冤的许多教师重返岗位，夜以继日地为“四化”大业培养人才。1980年起，每年有一批大学本科生22人、专科生53人、中专生304人先后到城乡中小学任教。在职教师的文化素质通过进修也有明显提高。1980年，2000余名专任教师中学历不达标准者有40%。几年内，通过在职或离职进修及函授学习，到1985年底已有113人取得大专毕业证书，146人取得中师毕业文凭。

    1985年，境内有省、地办的大学1所，中专4所，技工学校1所，附设子弟中学6所，小学6所，省地办的学校之多是县内教育的又一特色，也是太谷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得天独厚条件。是年，县办高中有12所，八年制学校45所，小学215所，幼儿园105所。从幼儿园、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普通教育体系日渐完善，入园幼儿达到5947人，小学在校学生26318人。入学儿童占到学龄儿童总数的99.6%，获得省政府普及初等教育验收合格证书。初高中在校学生达到14942人，占全县总人口248933人的6%。十几年时间，初高中学生的文化素质有了明显提高。1980年，有65人考入高等院校。1985年，考入高等院校的学生达到221人，创本县历史以来高考最高记录。人才之盛，今非昔比。一年为国家输入高等院校的学生超过了明代270余年见于典籍的进士、举人及各类贡生的总和。成人教育已完成了扫除文盲任务。经晋中行署验收，太谷成为“扫除文盲单位”。为进一步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素质，成人中等及高等教育已经兴起，并取得了可喜成果。干部、职工、农民等参加高等自学考试的已3000人。1985年，有200余人取得了大专毕业证书。

    近年，县人民政府逐年增加对教育的投资，全县教育进一步振兴在望。1980年，教育经费总额为1685500元。1985年增加到2953923元，比1980年净增1258423元。加上县、乡（镇）、村三级和个人集资、投资300多万元，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已初步缓解。

    教育改革，全县业已完成了教育体制改革。全县范围的“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新体制已经初步确立。县、乡（镇）、村三级办学的积极性有了提高。乡（镇）设教育机构已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教师的任用，改分配制为聘任制，校长委任制改为乡（镇）校聘任制。各级学校先后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领导、教师的责任心都有所加强。兴谷富民在于教育。各级教育为兴谷富民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民国以来，司教育者奋斗、追求的普及小学教育的宏愿而今终告实现。这是当代新老教育工作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革新和勇于无私奉献的结果。国家“尊师重教”的英明决策已对全县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影响。教育界知名人士进入县级领导机构，直接参政议政。有显著贡献的教育工作者受到国家、省、地、县的表彰、奖励。老教育工作者离退休后都享有较高待遇。这些，都使居民引以为荣。教育后继有人，普及初中教育的目标已日趋接近。刚刚举的中午职业教育将为地方培养出一批批实用人才。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是艰巨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书面是全县教育工作者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条件。过去，为太谷教育事业付出艰辛劳动而卓有成就的人物已载入方志。而今，为太谷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小学教师都载入《太谷教育志》，青史留名，以激励后之来者。